【學習小組按】
“多年來，我一直在跟扶貧打交道，其實我就是從貧困窩子里走出來的。”習近平自己說。
40多年來，從一個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到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著貧困群眾，關心和思考著扶貧工作。
之前，學習小組精編了一些習近平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自己講的扶貧故事，分外真摯、動人。今天，學習小組再次推薦。
1、拿摩托車換農機具
當時，延安地區有3萬北京知青，我是第一個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北京市獎勵給我一輛三輪摩托車，我一看，這車在村里沒什么用，開都開不進去，換個實用的東西吧。后來，開著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農機局。我說，這輛三輪摩托車是北京獎給我的，我想跟你們換幾件農機具。他們聽了很高興，當時那輛摩托車在延安也是很緊俏的，最后換了一輛東方紅5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一臺磨面機、一臺揚場機、一臺碾米機和一個潛水泵，都很實用。
這是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習近平當年住過的窯洞。（新華社記者 李柯勇 2016年12月24日攝）
2、“一捅那個糞噴了我一臉，但沼氣出來了，一點就著”
陜西省的第一口沼氣池，是我帶著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發展沼氣的報道。我剛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看到報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陜北能不能搞？經縣里批準，我與縣里派的其他三個人去四川考察。回來后，我指揮村里幾個石匠鑿石頭建沼氣池。剛開始，一直不產氣，但有水泡往上冒，說明下面有氣。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鐵釬子去捅，一捅那個糞噴了我一臉，但沼氣出來了，一點就著。我們向上面報喜，地區、縣里都很重視，又組織了一個延安地區沼氣學習團，正式去四川學習。四川省派了兩輛小吉普，帶我們走了七八個縣，一路學過去。后來，沼氣在整個延川推開了，陜西沼氣化現場會就是在延川縣梁家河等村開的。
3、為修淤地壩、搞梯田，習近平曾光著腳站在冰上干活
我在梁家河插隊7年，其中兩年做大隊黨支部書記。記得有一次組織支部書記去大寨參觀，我正好村里有事，沒有去成。去了的人回來說，他們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說了，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要把白面留下來，吃玉米棒子。有人說，咱們是不是也定一個目標，學大寨的目標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說，這個目標很宏大啊，咱們爭取實現它。
那個年代，農村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吃“大鍋飯”。但為了做好農村工作，要以實事求是為著眼點，否則什么事都很難干成。我做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后，也一直循著這條路。那時我剛滿20歲，主要心思是讓大家多打一點糧食，有幾個零花錢。我帶領鄉親們打了大口井，在溝川上搞一點水澆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個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點，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壩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著馬燈夜戰。在冰上干活，開始鄉親們不敢下，我光著腳站在冰上，把冰鑿掉，然后墊土，后來鄉親們跟著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個在外面當鐵匠的能人請回來，辦了個鐵業社，打鐵就有收入啊，搞一點錢才能辦事。
4、在貧窮的正定，“連個宿舍都沒有，就住在辦公室里”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時候生活條件很差。我帶著全套上山下鄉的東西和當兵時穿的衣服，到那兒連個宿舍都沒有，就住在辦公室里，兩個板凳搭一個床板，鋪蓋也是自己帶的。當年，正定比較貧窮落后。比如，農村“連茅圈”大量存在。“連茅圈”就是廁所和豬圈連在一起，很不衛生。我剛去時，石家莊地區正在集中整治“連茅圈”，所以印象很深。當時，正定是北方地區糧食畝產第一個“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的縣（1960年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從1956年到1967年，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黃河以北地區增至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增至500斤，淮河、秦嶺以南地區增至800斤。當時，黃河以北地區糧食畝產達到或超過上述3個目標，人們形象地稱之為“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但在極左路線影響下，卻成了一個“高產窮縣”，搞“高征購”，老百姓吃不飽，還要到處找糧吃。
我在正定下鄉調研時，經常要過滹沱河，作家梁斌的兩部小說《紅旗譜》《播火記》都寫到過這條河。滹沱河北邊有20個公社，南邊有5個公社，從北邊的公社到南邊的公社，坐車去很遠，要從石家莊繞過去。我都是騎著自行車去，到了滹沱河邊，扛著自行車一步一步蹚過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們那兒。那個時候沒有什么招待所，公社書記把他的辦公室、床鋪讓給我。當年的那種情景，我歷歷在目。雖然辛苦一點，但確實摸清了情況，同基層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離、增進了感情。當縣委書記以后，全縣200多個村子我都走遍了。
1983年，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前排居中），臨時在大街上擺桌子聽取老百姓意見。新華社發
5、“我就是從貧困窩子里走出來的”
多年來，我一直在跟扶貧打交道，其實我就是從貧困窩子里走出來的。
1969年初，我到延安農村插隊當農民，還不到16歲。從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窮的一個地方，感受確實很深。晚上黑燈瞎火，沿著那條溝亮著幾盞煤油燈，真是“一燈如豆”。如果外出沒有手電筒，深一腳淺一腳的，搞不好就掉溝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沒有什么肥，糞是挑上去的，都是點種，真是廣種薄收啊。剛開始的時候，我工分才能評六分五。兩三年后，我什么都學會了，成農村壯勞力了，才能拿10分。那時候，挑100多斤的擔子，走10里山路，一點問題沒有。這10個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錢。算下來，出一天工，買不了一盒羊群煙（上世紀70年代，寶雞卷煙廠生產的一種最便宜的香煙），當時一盒羊群煙九分錢。
2015年2月13日,習近平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察看自己當年住過的知青窯洞。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知青剛去時，還有些糧食供應，后來要靠自己勞動，跟老百姓一樣，就挺緊張的了。當地老百姓經常說：“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飯，“寧窮一年不窮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沒飯吃了。春耕時，家家戶戶都把唯一的糧食留給種地的壯勞力，婆姨帶著孩子出去討飯。當地人誰見了，只要有一口干糧，都掰一半給人家。當時，要飯現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隊還給出去要飯開證明。剛開始，知青腦子里都是概念化的東西，覺得要飯的都是不好的，不給他們吃的東西，有的還放狗去轟他們。當地農民就說，哎呀，這些北京娃“殘”著咧！“殘”的意思就是對人兇狠。后來，我們自己落到快去要飯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動幫著出去要飯的人開路條、開介紹信。那會兒，這些現象讓我們心里大為觸動，感覺農民怎么這么苦啊。
6、習近平：我們不能輸在精神上，人窮志不窮
我去寧德當地委書記之前，省領導找我談話說，福建9個地市，寧德經濟排老九，寧德的同志到省里開會，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聲說話。派你去寧德，就是讓你用特區的闖勁、特區的精神到那兒去沖一沖，把寧德帶起來。我說，寧德和特區畢竟不一樣，去了怎么干我還得掂量掂量。
1989年7月19日，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一行前往壽寧縣下黨鄉調研途中。（張培基 攝）
我去了不多久，國家開始整頓經濟過熱。我給大家說，我來不是燒“三把火”的，而是來潑“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頭六臂，不可能把廈門的優惠政策轉到寧德。我們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沒那個條件，但我們不能輸在精神上，人窮志不窮。我給寧德的定位就是弱鳥先飛、滴水穿石、不恥落后。只要鍥而不舍，最后總能夠舊貌換新顏。到寧德后，我到省里開會，總是坐第一排，爭著第一個發言。扶貧扶志，貧困地區缺“精氣神”不行。我在寧德的一些講話，后來編成一本書叫《擺脫貧困》，就是為了從精神上或者說指導思想上解決問題。
7、到下黨鄉，“那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
寧德曾是全國十八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一邊挨著福州，一邊挨著溫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兒“短路”了。寧德靠海，但不是有沙灘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懸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寧德待了一年零11個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鄉鎮。當時沒有通路的4個鄉，我去了3個，都用了一天時間。
1989年12月2日，時任中共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帶領地直機關千余名干部到寧德縣南漈水利工地參加清溝排障修整水渠勞動。 新華社發
當年去下黨鄉的情形，我記憶猶新。下黨鄉在壽寧縣，從寧德到壽寧，坐車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盤山路。當地有“車嶺車上天，九嶺爬九年”的說法，形容行路之難，那還是到縣城去，去鄉鎮就更不容易了。到下黨鄉，那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我們每個人拿個竹竿，沿著河邊走，他說這樣走近一點。那個地方，由于過于偏僻難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書記我是第一個去的，縣委書記是為了給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說，“縣衙”都沒來過，“地府”就來了，他們把地委書記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兩三里，老百姓就自發在那兒擺攤，一桶一桶的清涼湯，都是用土藥材做的，讓我們消暑，真是“簞食壺漿，以迎紅軍”啊。雖然很累，但我很感動。
20世紀80年代的福建省寧德市壽寧縣城區（資料照片）。
當時，下黨鄉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壯語就是，我還怕你啊，我連圩上都去過，意思是他趕過集、見過世面。那個地方也怕養肥豬，都是深山，抬不出來。老百姓沒看過電影，放映隊去放《上甘嶺》，放完后就有人拿著筐去找子彈殼。我去的時候，下黨鄉黨委連辦公的地方都沒有，也沒有休息的地方，鄉黨委就設在一個改造過的牛圈里。我們那么多人，就在橋上開會。福建有一種橋叫廊橋，很多活動都在橋上進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們把從家家戶戶借來的躺椅、凳子、桌子擺在那里，中間立一個簡易的屏風，一邊是開會區，一邊是休息區。那樣一個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記你幾代。現在他們還會說，當年習書記到過下黨鄉。馮夢龍在壽寧當過知縣，上任時路上走了半年。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為官都想當舒服官，那還不如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呢。
8、“她不認識我”
我在福建當副書記、省長時，提出了“真扶貧、扶真貧”的問題。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問青紅皂白，最后錢不知道花在哪兒了，甚至搞不好是一個腐敗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慮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視察，我感觸很深。爬那個山爬了好遠，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個老太太見了我問，請問你貴姓，你是哪里來的？她不認識我，因為那兒比較偏遠，她不看電視，文化也不夠。后來，全村鄉親都來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隊，也就是老人、孩子、婦女，青壯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這個地方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兒童，搞什么大事業啊？根本搞不起來。我說，還是給你們搞“幾條腿”來吧——一戶養幾頭黑豬、一頭黃牛，再養幾只山羊，這總能辦得成。老太太、老大爺聽了很高興，說我就要這個。
2013年 11月3日，習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排碧鄉十八洞村苗族村民施齊文家中同一家人促膝交談。新華社記者蘭紅光攝
9、習近平：扶貧要實打實解決問題
黨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貧困地區就要看真貧，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肅東鄉，都是最貧困的。他們怎么致富？個別地方扶貧有時思路不對，好像扶貧都要搞一些工業項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業項目，沒人才，沒市場，成本又高，不容易發展起來。扶貧要實打實解決問題。首先，要為下一代著想，讓孩子們上學，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設施要保障，像路、水、電之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據他們的條件和能力，教他們“打魚”的本領。如果是一些老大爺、老太太，就養幾只雞、鴨、羊，給他們選優良品種，教他們科學喂養，給一些扶持資金，這樣一年收入有幾千塊，也可以脫貧。對年輕人，主要是找就業的路子，搞一些培訓，引導他們外出打工。對搞種養的人，就幫他們提高產品附加值。
為什么講要精準扶貧？“手榴彈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國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團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彈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隊去。扶貧也要精準，否則錢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貧切忌喊大口號，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騖遠的目標，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為總書記去過了，就搞得和別處不一樣了，搞成一個不可推廣的盆景。錢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10、習近平：沒有“連家船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省的小康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別是閩東的貧困地區，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魚），祖祖輩輩散居在“茅草屋”或者“連家船”中，居住條件非常惡劣，生活也非常貧困。在寧德、福州和后來到省里工作期間，我多次到這些群眾的家中走訪，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這些困難群眾徹底擺脫貧困、安居樂業。
這是寧德“連家船民”海邊住的船寮（資料照片 ）。
“連家船”上的漁民終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為家，居無定所，是一個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特殊貧困群體。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漁船大都是破敗不堪的，沒有電、沒有水，低矮、昏暗、潮濕，一家幾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條破船掛破網，祖宗三代共一船，捕來魚蝦換糠菜，上漏下漏度時光”，說的就是他們的生活。有的漁民連船都沒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氈、編織袋搭一個窩棚，夏熱冬寒，難擋風雨，還不如黃土高原上的農民住的窯洞。因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漁民們普遍身材矮小、兩腿內彎，生活的貧困加上社會的歧視，使他們懷有很強的自卑心理。看到他們這種處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決不能讓鄉親們再漂泊下去了。
福建寧德市下白石鎮下岐村，“連家船民”告別了“風雨飄搖”，過上了“安居樂業”新生活。（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 2015年3月25日攝）
1997年，我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省政協提供了一份調研報告，反映閩東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狀態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觸動，就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還帶隊到閩東沿海、山區進行了專題調研。回來后，我給省委寫了報告，建議盡快解決“茅草屋”和“連家船”問題。省里十分重視，把“連家船民搬遷上岸”“茅草房改造搬遷”都納入了為民辦實事項目，出臺一系列政策，幫助他們解決搬遷、就業等問題。1998年底，我還在福安主持召開了“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現場會。當時我說，古人尚且講“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我們共產黨人看到群眾生活如此困苦，更應感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沒有“連家船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省的小康。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讓所有的“連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實實在在地過上幸福生活。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到21世紀初，“連家船”“茅草屋”現象在福建基本都消滅了，數萬人告別了風雨飄搖的生活，過上了安穩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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